近代历史三百年，政治领域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政治权力公共化，从家天下变成公天下，民主选举成为世界主流，社会公平平等得到伸张。历史走到今天，贫富差距巨大，已经成为社会公平平等的阻碍，到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的时候。

法律保护私人财产，这是必要的，但若是巨额财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个人工作一个月获得一万块钱报酬，这是他的，攒了几十年买一套百万的房子，这也是他的，但如果是几十亿几百亿乃至上千亿，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了。富豪们巨额财富的背后是几十万员工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是千百万消费者购买产品或者服务的溢价堆出来的，只不过是通过价值转移游戏暂时挂在富豪名下而已。

在社会中，巨额财富的创造者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既然如此，决定或者分享这些财富的也不应该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政治权力可以公共化，经济权利也可以公共化。

富豪们的财富是从社会集聚起来，只是拥有一定的支配权，不应该完全拥有其所有权，他们不能拿这些财富肆意挥霍，也不能遗传给后代。社会需要有消费限额制度来限制富豪们的消费，需要遗产限额制度来限制富豪去世后将本来属于社会的财产遗传给后代。在纸币时代，个人消费限制无法实施，但电子支付的兴起使其有了可能。

企业、公司不仅仅是属于企业主或者股东的，更是属于员工的。不仅仅是股东，员工也应该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股东和员工一起组成企业大会，各占一半投票权，来决定企业的命运和利润分配，而不是由管理层代表股东敲定员工的报酬。现有的这种制度为资本持有者剥削普通劳动者提供便利，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盈利多数都落入了资本持有人的口袋，很难体现在员工的工资上。

体系经济提出，大中型企业应该建立股东和员工共同参与的企业大会，一起选举管理人员、决定利润分配，实现经济权力的公共化。小型企业不稳定，允许股东、企业主直接进行决策，不过大中型企业是社会的主要部分，如果他们的员工能够分享到企业盈利，竞争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报酬，小企业员工的工资也会水涨船高。

企业主创业后财富增长，但每年其个人消费不能超过社会规定的消费限额，企业主只拥有企业的支配权，不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企业主去世后，留给后代的遗产不能超过社会规定的遗产限额，超过的资产应该回归社会，由政府主导的第三方机构代社会公众持有，或者拍卖给其他企业主。政府代持企业即公有制企业和拍卖的收益会成为税收的一部分。

未来社会既有社会救助金来保障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又有个人消费限额和遗产限额来限制富裕人群的行为，员工同股东一起参与的利润分配机制也会使社会分配更趋均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权力的公共化，才能大大减少剥削，才是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的社会。

比如马先生创业初期，公司体量还比较小，可以根据股东意愿自由开展业务，等越来越大，开始成为行业巨头，并且相当稳固后，根据国家政策需进行经济权利公共化改造，股东与员工可以共同决定企业运营和利润分配（现在有些企业的员工持股已经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

另外国家设置每年个人消费限额一千万，遗产限额一个亿，若马先生一年赚几十亿，用于自身消费的最多只有一千万，剩下的可以继续用于企业经营，或者社会捐赠。这些巨额财富只拥有一定的支配权，而不是完全所有权，等富豪百年之后，留给后代的最多只有一个亿，剩下的收归国有。

巨额财富本是众人创造，富豪在创业竞争中取胜，成为代理人，得到其支配权，在富豪生命结束时，其任期也就结束，这些财富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遗传后代。经济权利就像政治权力那样，需要竞争获取，有任期，不能流传后代，这就是经济权利的公共化。

社会需要保障最低的百分之一，让他们拥有基本生活，也要限制最高的百分之一，让他们不至于过度奢侈浪费，中间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们按劳分配，自由竞争，这样才是自由公平高效的未来社会。另外经济权利公共化着力于改变社会财富分配规则，这也代表着未来解决机器取代人工作岗位减少的解决办法。

阿里、腾讯体量巨大，支付宝和微信这样互联网基础应用，已不仅仅是企业的产品，而成为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未来是需要进行经济权利公共化，并且在企业家百年后收归国有的。

公众的利益公众掌握，这是历史的必然。一百年前诞生无数富豪的铁路、石油，现在不就成国有了。

过去两三百年有政治权力的公共化，未来几百年也会有经济权利的公共化。